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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十位考古大队长探索“伟大的文明场景”

壹

如果能第二次重生，我可能会选择自己几年的一个爱好：研究考古学和考古学。考古所涉及的神秘和不可知，以及对那些神秘和不可知故事的寻找，不仅会获得新的知识，还会挑战人们的认知极限。几年前，由杨林(中国国家博物馆终身研究馆员)、焦南峰(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高大伦(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塔拉(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率领的考古队来到我谋生工作的地方，寻找“秦汉吴池路”。我有幸见到了考古界的这些大人物。后来因为“蜀道-吴池路”事件，我有幸又听了他们的高论。比如“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路网”如何进入第3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目录“秘密”，以及中国考古界在入选之前所做的工作。对于一个数学知识几乎等于零的人来说，也许考古比探索地外文明更刺激。地外文明太遥远，也许太缥缈，而考古就在我们脚下，一个看似普通，却可能非同寻常的地下。重要的是，它是“我们从哪里来”的现场再现。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李、范等进士。三联书店，2020)是近百年来中国十大重要考古遗址，包括：良渚(刘斌著)、二里头(徐红著)、殷墟(唐继根著)、三星堆(高大伦著)、小河墓地(伊迪利斯A)十位考古专家学者，以其亲身经历、对考古对象的尊重和奉献、敬业精神，重复或再现了中国5000年以来的文明历程(良渚古城遗址)， 再现了中国“南海一号海难”(从十世纪到十三世纪)从5000年到大海洋时代(十五世纪)的文明高地。

贰

读《了不起的文明现场》的时候，我会由衷的为下面的题目感到骄傲。

中华文明的起源，连同同时起源于这个星球上的其他文明，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等，构成了古代世界文明的地图。为什么那些文明除了中国以外都成了“失落的文明”(“失落的文明”远不止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还有后来的古罗马、玛雅、波斯、阿兹特克等。)，还有中国，就像李陵这里一样。除了推翻帝制，走向共和，无论国家大小，民族构成，行政区划结构，都继承了古代中国。“总之，中国从良渚就一直是中国，如果用文字来衡量，最迟从殷商开始。与其他失落的文明不同，他们“迷失”在历史的深处。这是人类存在、发展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场景”，一个颠扑不破的伟大事件！

良渚考古发现的玉和王权象征

良渚古城遗址于2019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是中国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显示了世界对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认可。根据西方人对文明史的理解，认为进入文明之前要有文字和社会组织，之前的文明被称为“史前文明”。这种观点是基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文字”(如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和“城邦”(如古埃及的法老血统和巴比伦王朝血统)。从现在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文字的历史被认为是甲骨文。

甲骨文的历史基本可以确定为3200年至3500年前的殷商时期；至于王的世系，史书记载为周公和元年(公元前841年)，即3000年前的周时期。古埃及3000和5000-6000，古巴比伦4000-5000差别很大。殷墟中，除了大量甲骨(清末民初已发现并初步研究)之外，商人的社会结构(如大型墓葬和显示社会秩序的大型礼器等。)也被发现了。这一发现推动了中国3000年前的文明，也就是说，在3000年前，中国已经有了相当完整的社会形态和文字。这是《了不起的文明现场》年《殷墟：埋藏着一个真实的商王朝》册的历史场景，印证了《尚书》、《竹书纪年》等先秦古籍的历史年表。良渚，发现于二十世纪中期和早期，考古直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不仅

确认了它的时间长度，更重要的是确认了它是一座“超级城市”。《良渚：5000年前的神秘古国》考古报告中指出，这一超级城市的内城有3平方公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最大的城市之一。良渚的发现与考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从《了不起的文明现场》看，在 3500—5000年之间，中华文明不仅历史的存在，而且已经具有难以想象的高度。在没有留下文字的“二里头”、“三星堆”考古中，我们同时可以确认：中华文明不但历史悠久，而且中华文明的发端是多元的（这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丰富性，提供了原初文本和宽阔想象）。譬如在三星堆里发现的铜立人和纵目人，为中国第一部地方志《华阳国志》（约成书于四世纪中期）原以为的神话但实为现实的存在提供了物证。《华阳国志·蜀志》里的“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里的“其目纵”叙事，如果说这是公元四世纪“纵目人”的文字书写，那么三星堆的“纵目人”则是文字史前的青铜书写。由此，我们看到“蚕丛”、“鱼凫”、“杜宇”形成的独特文明谱系，显示了巴蜀有别于以黄河文明的二里头，也别于以长江文明的良渚。《小河墓地：罗布荒原上的中西文明交融之谜》，则从西域（“西域”是一个比“巴蜀”、“荆楚”等南边距“华夏”更远的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的角度，以考古的现场，表明中华文化很早就有的兼收并蓄，同时还表明丰富的中华文明的多元源流。

叁

《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上起良渚遗址（约4500-5000年前）下限南宋的沉船（距今800多年）。南海Ⅰ号沉船，证明了中国自唐开端、宋（特别是南宋）兴盛的海上贸易（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更表明了中国在世界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海上发现和与世界的交往史。由此，我们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发端、发展和辉煌。但是，在读《了不起的文明现场》时，无论如何绕不过另一个话题：为什么到了欧洲狂飙猛进的十八、十九世纪时，满清的中国却落伍了。

这让笔者想起了中国一本书的命运。这本书叫《天工开物》。

今天看来，大家都认同了这样一种说法：《天工开物》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科技史意义的百科全书。但为什么把“乃粒”（即种粮）和“乃服”（即制衣）放在书首，则大有深意。对于一个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家，“乃粒”和“乃服”既是生命身体所必需的隐喻、又是人文精神所孕育的隐喻。“乃粒”开篇即说“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五谷不能自生，而生人生之”。这两句话简而言之：人得以生存则需粮食，但粮食是人种的。宋应星，一面强调物质的重要，但另一面则认为只有人才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将种粮上升到理性和人文的角度来认知，与历代农书相比，这是《天工开物》的重要贡献。中华文化有编纂类书的传统，两宋以降尤盛，如《太平广记》（宋）、《永乐大典》（明）、《四库全书》（清）等，而《天工开物》则是之前之后类书所没有的，即重理性、重科技、重生产、重实践。在“乃服”里，宋应星明确写道：“人为万物之灵”。这一说法与宋应星（1587-1666）同时代的莎士比亚（1564-1616）所说的“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几近一致。这显示出东西两端在十六、十七世纪，世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从古代走向近代。《天工开物》印行于1637年。欧洲自十四世纪后期开始的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无论从人的解放和确立，还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重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今天的角度来观察，明后期及明末，某些领域或许感应了世界的这一变化——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于1601年登陆北京城传教，便是这一感受的最佳证物与象征。《天工开物》（包括徐光启、利玛窦翻译的《几何原本》等）或许就是这背景的产物。

然而，历史的吊诡与反转却让我们唏嘘。

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后，相继出现了推进现代化的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大规模的工厂化取代手工作坊，世界从此走进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城市化的光荣之路；启蒙运动则在反神权反王权上，开辟了一条通向自由平等的道路。前者，现代物质文明的开端；后者，现代人文精神的渊薮。然而，《天工开物》这样一部具有近代科技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百科全书，从明末走进清朝时，其命运远没有欧洲那些百科全书幸运。清朝初期，福建书商为了让《天工开物》能够印行，不仅删去了书中“崇祯”、“国朝”、“我朝”等字样，还对某些内容也作了删节。到了社会较安定的乾隆时期，《四库全书》编纂时，当发现《天工开物》有“北虏”等字样，立即就宣布《天工开物》为禁书。

此时的《天工开物》，在海外则是另一番命运。据考，十七世纪初，《天工开物》部分内容传到了朝鲜和日本，1771年，日本柏原屋佐兵卫发行了刻本《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第一个翻刻本（也是第一个海外刻本）。日本近世科学家、思想家、经济学家佐藤信渊（1769-1850)指出《天工开物》“开物之学”是“富国济民”之学，从而激发了日本向外部学习的氛围。十八至十九世纪《天工开物》在欧美陆续传播。巴黎皇家文库（今法国国家图书馆前身）在十八世纪收藏了明版《天工开物》。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丹青”等部分译成法文（这是第一个《天工开物》的欧洲译本），1833年又有英文和德文。欧洲人不仅这般心仪地介绍、翻译《天工开物》，而且通过《天工开物》获得新知并极力用于实践。1837年儒莲受宫廷的要求，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即《天工开物·乃服第二》里的“蚕种”、“抱养”、“叶料”、“食忌”、“病症”、“物害”等）译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了仿中国名的《桑蚕辑要》。此书为法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因此，此书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借鉴了《天工天物》里的农机具，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更有意思的是，达尔文（1809―1882）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同时，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卷一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达尔文把中国古代养蚕的技术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如此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中国人的贡献呢！

▲生熟铁冶炼图

▲养蚕缫丝图

肆

文明的进程，不仅是曲折的，而且往往会付出代价。《了不起的文明现场》没有回避这一话题：小河墓地的凄怆、楼兰的消失、三星堆文明的中断、汉唐长安的衰败、敦煌艺术辉煌的难以为继等即是。顺便一说，在汉，《了不起的文明现场》选了海昏侯墓，而没有选马王堆墓。须知，1972年在湖南省长沙市发现并考古的马王堆墓，其文物之丰富、保存之完好，许多都是独一无二的，尤其是那出土时肌肤还有弹性的女墓主，让世界整个考古界惊呼，被认为是“东方的庞贝”。我曾走进过湖南省博物馆（博物馆就建在马王堆考古现场），那薄若蝉翼且色彩斑斓的丝织品、那冠绝千载的“T”形帛画等，隔了若干年后的今天写这篇文时，依然在我眼前晃动。文明，有时躲闪、有时逃避，甚至挫折倒退，但文明的光芒自它开始那天起，便永远照耀着人类的前行。二十世纪后期至本世纪的头二十年，中华文明以一种前所未有过的面相、姿态和业绩展现于世界。当然，文明的先进与否，虽然根据它发生的长短可以判别，但时间的长短并不是这一判别和认定的唯一因素。文明的先进与否，在于它的兼收并蓄，在于它的不断更新，也在于它是否引领了潮流。《了不起的文明现场》以夏商周先秦到两宋的十个历史现场表达了这样一个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