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安徽生活都市网 >> 网友原创 >> 文章正文

书名:《余万里——儒生经学通志》

《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上下)，张，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360.00元

所谓读书人，就是通过读书获取知识，形成思想，解决问题的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读过书，所以我试着找一本书或年鉴的摘要来丰富我的知识。就我一个没有阅读指导的人来说，我要拜抽象，拜书为师。虽然我不能像余嘉锡先生那样写《辨证》，但我开始读《四库全书总目》(70年代末1965年买了一本精装道林纸)，然后读周中富《郑堂读书记》(80年代初买了一个万友图书馆)，再看龙松楼、好书屋等中国影印的图书馆记录，但都是民国、清代的书目提要。我记得80年代初，王忠民的《中国善本书提要》出版了，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有很多书目摘要，我自然很高兴。我买了两本书，放在桌子上，想着可以了解一下在中国丢失的珍贵书籍，甚至像宋家。然后我向瞿万里借了《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得知其摘要初稿也是出自王先生之手，先生是撰写海外编年史的先驱。

对流出的古籍知识的渴望，让我对美国收藏的三本好书、好记录产生了依恋。首先是金申的《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当时我在上海字典出版社工作，就奉命看历史系的手稿，几十万字，一个字一个字看。我很感兴趣，睁开了眼睛。几年后，朋友陈先兴赠送了他编辑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作为礼物，让我多了一个了解古籍外流的窗口。张教授的《美国芝加哥大学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志经部》(以下简称《芝大书志》)一书，是又一部了解古籍外流的新开户口本。沈和陈都是著名的版本编目员。哈佛和伯克利大学的两本书，早就是惠泽的学生，别人介绍的。经学部的著作，一直是我编纂清代经学系列的关注点。尤其是这本书，是我的朋友张教授写的，他是一位当代的儒家经典学者，这让我想表达我所看到的。

我知道了三宝教授的名字，因为他的博士论文是《五经正义研究》。这个话题从90年代的角度被忽略了，分量之重足以震撼学生。果然，在台湾认识靖之后，他给了我一份《五经正义研究》，将近一千页。对五经的熟悉程度可以从博士阶段的这一努力看出。当然，他在台大任职后，主要专注于硕士期间开始的《毛诗》研究，也关注东亚经典的研究情况，尤其是日本京都学派的中国研究，先后出版了《唐代经学及日本近代京都学派中国学研究论集》、《东亚诗经学论集》等书籍。他不仅对儒家经典有着精湛的研究，而且对目录学和方志也有着深厚的了解，曾主编《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东亚文献目录》和《日本汉籍篇》的《中国古籍篇》。作为一个经学家，一个在编年上有涵养的人，编撰志大经系的优秀编年，会有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视角。

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首任馆长是著名汉学家顾立雅，继任者是享誉海内外的钱存训教授。他收到了劳弗、李宗东等收藏的书籍。因此，图书馆里有1700多本古籍(包括珍本和普通图书)，“并不缺少孤蕨，浣熊是美国第一”(金申语)。这个“第一”有两个意思：数量和质量。作者从284部珍本书中选取六分之一来写编年史，无疑是其中的精华。

首先列举一二：前两年李主编的《左传集评》四大卷出版，收录《左传》评论60余种。我买了看了，一直以为收集了《左传》评论的大观。志大有一种《名公注释左传评林》，标有欧阳东风的批语，明代李主编，明万历刻本。根据对林氏讳字的评价，作者是清代的印刷本。这本书只保存在日本的尊经阁图书馆，《四库总目》和《古籍善本书目》没有记载，其他的公立和私立图书馆也很少。除甄嬛、朱慎、穆文熙等少数人外，共有31人入选，如杨慎、邹守义、王世贞、王、王锡爵、陈鹤交等。或者因为没有专门的书，全部都是《左传集评》留下的，说明《评林》的价值。《春秋公羊经例比》也有六卷，用《春秋》经文相同或相近的句子表示。和杜宇的《释例》差不多，因为是手稿所以没有被其他图书馆收藏。作者仔细审视了前后内容的重复，这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虽然是未完成的作品，《左传》中有《释例》，但是《公》的第二部传记却不见了，所以有了这部手稿可以对新人的研究方向有所启发。

编年史要表现的不仅仅是按书写编年史，还要对藏书的描述进行考证。也就是说，就《谷》手稿而言，由于有一个“文篇”印成了白色，收藏中的旧物品最初被描述为文的书。作者在查阅文现存著作、日记、随笔时，并未提及此书，但在《春秋公羊经例比》年，他有“为群经作句例书，惜其仓促而不闲”之意，于是整理了文当年出行的重要事件，说“此稿似乎很少能写”。根据《一平》的印鉴，推测是文最先收藏，后转给了易培基，易培基的独生女易叔平与丈夫的著名学者、台大教授李宗东一起转给了志大。再比如，清晰的抄本《纯常子枝语》和上图隐藏的手稿《大易讲义合参》(其实是抄本)是一样的

一源。因上图本有“惠栋之印”“定宇”钤印，被定为惠栋所著，但不久即被质疑。作者从比勘两种抄本内容入手，查得上图《八卦取象歌》等六图为芝大抄本所无，复就抄本用字、讳字、行款等考校，左证了上图本非惠栋著作之说。由是可见上图稿本识语称“惠定宇先生著《周易本义辨证》既成，复著《周易讲义合参》。今《辨证》已刊版行世，《合参》祗有钞本，而流传亦希。此则先生之原稿”云云，乃递藏者出于自珍的想当然之说。

古籍流传，有草稿，有清稿，有初刻，有重刻，错综复杂。据书撰志，既要参考各公私藏馆著录，又要稽考序跋，联系内容，以定刻本年代。作者现任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以往曾执教台大多年，且尝撰写台大图书馆古籍藏书目录，熟稔该馆藏书，因在考述元郑玉《春秋经传阙疑》之版本时，引录芝大館藏所无的台大同书书末郑肇新跋文一篇，揭示了三百年来此书稿本在宗族中传抄之迹。更征引《四库总目》《经义考》及各馆收藏目录，基本理清了此书之源流与初刻、重刻之本。而若“《诗经喈凤详解》八卷《图说》一卷”一书，版式分上、中、下三栏，题为清陈抒孝撰，清汪基增订。作者以汪氏尝自著《古文喈凤》一书，遂溯其改陈氏《诗经绎传》为《诗经喈凤详解》之由，揭示明人在科举参考书中改头换名行径之一例，且指出该书“备考”由汪氏新增，“图说”亦经汪氏斟酌取舍。至于中栏“汪氏庭训云”语，则据书首吴启昆序汪氏“尊人沐沧先生口授札记庭训汪子兄弟”云云，定为汪父之说。是皆能实事求是而深中肯綮。

前人撰写书目提要，或一人见闻所限，或假借众手所成，像《四库全书总目》和《续修四库提要》皆属巨制，前者积篇过万，后者更达三万多篇，难免疏漏纰缪。自胡玉缙之后，纠错者接踵而来，更正者何止千百，《芝大书志》于此亦时有所见。武英殿本《四库总目》卷六《周易述》提要有云“其注疏尚缺下经十四卷及《序卦》《杂卦》两《传》，盖未完之书”，文溯阁书前提要同。而文渊阁和文津阁书前提要则作“缺下经第四卷”，《芝大书志》指出此书第八卷注“全卷阙”，此即下经第四卷，乃知殿本、文溯阁本皆误。另《芝大书志》又指出《续修四库提要》中伦明撰陈孚《学庸窃补》提要据序文定为乾隆十一年刊本，又著录为九卷，而实际原书是《大学窃补》五卷，《中庸窃补》九卷，总十四卷。且芝大藏本书前书名页有“乾隆庚午新镌”字样，乃疑伦明所见本无书名页，故有此误。

古籍流转递藏，自属事理之常，而欲追踪其流转之迹，则藏家印玺每为重要依据。作者在撰作书志时，于藏书钤印颇能用心。若毛晋汲古阁刻本《诗外传》钤有“风树亭藏书记”朱文长方印一枚，因易培基故居正位于长沙南门外白沙井枫树亭，尝刻“风树亭收两汉六朝碑志”印自用，遂将此书归之易氏所藏，而书又有“李宗侗藏书”印，乃知亦为由易而李，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入芝大馆藏。

尤其值得一提者，是作者在撰志过程中，尝发现某些善本古籍书页上钤有蓝、红色长条形纸厂印记，像明张岐然《春秋四家五传平文》卷六、卷十七、卷三十五个别页面，元陈师凯《书蔡氏旁通》卷四第十一页右面，皆钤有蓝、红色纸厂印记，于是追本溯源，博证文献，撰成《清代中文善本古籍中所钤纸厂印记研究》一文，初步理清纸厂有色印记的原委与年代，并援此以考定某些古籍印刷年代。《春秋衡库》一书，芝大缺书名页，北大图书馆藏同版书前题有李长庚天启五年序，因著录为“明天启五年吴县昆池刻本”。作者发现北大与芝大两本之卷一及卷五版心为单白鱼尾，与他卷单黑鱼尾不同，凡例亦增加两例，更重要的是，两本均有蓝色长条形图案的印记，由是推测两本皆明天启刻清修补印本。同理，因芝大与多家图书馆皆有收藏的题为崇祯刻本的《禹贡汇疏》，因北大图书馆藏本卷二第八页钤有纸厂印记，遂亦疑其为崇祯刻版之后印本。用纸厂印记来佐证印刷年代，为研究版本者启一新涂。

作者以经学学者身份从事书志撰写，书前《前言》中尝云：“本书志之撰作，除对经部各书作适当之著录，使读者得以对中国传统经学有基础之了解外，亦期望本书志可作为有志从事经学研究者之梯航。”悬此标准要求，“恒自惕励”，力求文献正确、论证有据，解读无误。而在一些人物生平和经典内容介绍方面，也尽量详细，使一般读者一编在手，少假他求甚至不假他求，而能明了经籍著者、抄者、刊者、序跋者先后抄刊、重刻过程。

迭经清末民初之战乱与通商，古籍外流不计其数，而随着中外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古籍影印回流和撰作书志介绍也日益增多，企盼此类书志撰写到一定程度，能有人予以总结梳理，描述中国古籍外流途径和缘由，补上中国书籍史上重要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