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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0年里 为什么我们经常以错误的方式看待外部世界

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如今(我说的是疫情爆发前的正常时期)，在暑假期间，英国的牛津剑桥、美国的普林斯顿、德国的海德堡等大学城，会出现很多来自中国的中学生“夏令营”。

2019年8月和9月，我有两周时间在英国旅行。与此同时，我在牛津呆了一天，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钦佩的时光。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基督教学院宏伟的餐厅(因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这部电影是在这里拍摄的，所以它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墙上挂着约翰洛克、约翰韦瑟利、威廉格拉斯顿等伟人(历史上有13位英国首相从这所学院走出来)，还有博德利图书馆的圆形图书馆，而是街上中国幼稚的面孔。

牛津大学校园(照片/图片Bug创意)

一两个中年教师举着导游常用的小旗，向一群看起来像中学生的中国孩子打招呼.这是在这些欧美大学城随处可见的风景。

这些“留学夏令营”大多是一些中介专门为打算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中国富裕家庭推出的旅游产品，价格也相当高。几年前，我的一个中学小朋友曾经和她的女儿在纽约度过了这样一个"夏令营"。不知道是否真的能起到朋友希望开阔孩子视野，为以后留学做准备的作用。但是愿意努力去看到和学习好的东西总是一件好事。

01

一年多前的牛津的晚上，我在城里的一家中餐馆前，偶然遇到一位上海的老朋友带着女儿。

当时，我受邀担任张丽粉新书《牛津笔记》的特约编辑。当时我就想，要是中国少年和期待成龙的父母能在来牛津之前看完这本书就好了！

事实上，早在中国人变富之前，牛津就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大约500万像我这样的游客。

剑桥也是.

剑桥(人口只有4万)，比牛津小很多，现在高峰期的交通堵塞比伦敦还严重。事实上，游客是这个小镇道路拥堵的主要原因，每年约有300万游客来到这里。市议会已经在酝酿一场类似“大剑桥远离日”的反游客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剑桥人满为患.我们不需要你！”

几百年来，除了伦敦，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英国城市，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像牛津这样的被这么多人描述过。这些文本包括散文、诗歌、回忆录、旅游手册、日记、选集、传记和数百部小说。

这不仅是因为牛津大学是人类历史上建立的第一所至今仍健在的著名大学，它有800多年的历史；也是因为这所大学和从它走出来的人深刻地影响了英国和世界的历史。

张丽粉的书为牛津图书馆增添了一项新的工作。

李芬最近自豪地告诉我，牛津大学图书馆已经收藏了这本书，著名的“牛津辩论社(现任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牛津读书时担任其主席)”也在今年适当的时候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到其古董大厅发表演讲。

《牛津笔记》，张丽粉著，林雪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但是，《牛津笔记》虽然以牛津命名，却不是一本关于牛津的专著。作者仅以他在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这一学期为背景，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他在英国20多年的生活、学习和工作，穿插了很多自己对英国文化和政治以及中西社会比较的思考。

e-p">这很合我的认知偏好，就像张力奋经常对我说的：“我不喜欢宏大叙事”。我与他略有不同，我对系统性的理论问题（常说的“主义”）是有兴趣钻研的，但我谨慎地将“主义”当做一个认知世界和社会的宏观和抽象的参照坐标，而不是衡量的万能尺。只要一具体到现实问题，我就会立刻自觉地以个体性、碎片化的视角看他人和外部世界。

02

数年前，我当时的一位同事跟我聊起他女儿的教育问题。

朋友的女儿当时在上海浦东的一家寄宿中学念初二，这所学校不仅英语教学水平很强，而且还开设有双语选修班，朋友女儿选的第二外语是德语。她的外教是一个24岁的德国女孩，自己也是刚从德国的大学毕业出来，除教德语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她想来中国先开开眼界探探路，为将来寻找发展机会。

有一次，朋友有事相求，于是先按照中国人的惯常方式请这个德国女孩吃了顿饭，带上女儿当翻译。事后他对我说，女儿以前给他的印象是外语学得不错，这回可真是让他着实吃了一惊：席间她一会儿普通话、一会儿上海话，一会儿英语、一会又转成德语……连餐馆里的服务员和其他客人都连声称奇：这么小一个孩子，居然能流利地说那么多语言！

▲2020年9月20日，《牛津笔记》作者张力奋（右）与特约编辑陈季冰（左）在杭州单向空间进行读者交流活动。（供图/魏英杰）

据朋友讲，在英文水准平平的自己听来，女儿说的英语虽然语法和用词未必都很正确，但却非常自然顺畅，一点也不像我们这一代人从书本和国家四、六级考卷上学来那些佶屈聱牙的书面英语。至于德语，孩子才刚刚学了不到一年！

我对他说，这再次说明，小孩子学语言最容易。而且她的老师中有很多本身就是外国人，年纪也都很轻，好像那位德国外教，仿佛是他们的哥哥姐姐一样。在那种语言环境里，进步当然就更快。

03

我在为朋友有这样一个出色女儿感到欣慰的时候，立刻就想到了下面这个问题：等我们的下一辈长大成人，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乃至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与我们（以及我们的上一辈）会有多么大的不同！

在中国，大凡稍微有点文化的人都有一种将自己视为国际政治分析家的无意识倾向，这当然是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先是饱受列强欺凌、后又自我隔绝的屈辱痛苦的历史，在我们内心的投射。

不过，至少就目前60岁以下的国人而言，我们对于外部世界的看法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书本、电影、电视或其他媒介，或者更简单地说，是宣传灌输的结果。

我时常会遇到一些国人，一提起日本就火冒三丈；或者相反，一提到西方就称颂不已。我总会先问他们：你去过日本（欧美）吗？你认识几个日本人（欧美人士）？你跟日本人（欧美人士）交谈过吗？……

▲2020年9月20日，《牛津笔记》作者张力奋在杭州单向空间进行读者交流活动。供图/魏英杰

换句说话，我们观念里的日本、美国似乎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实体，有自己鲜明的性格，会像一个已经定了型的成年人一样思考和行动。许多年来，我花了很大力气试图将自己的视野和思维从这种武断、粗暴和单向度的思维中解脱出来，究竟成效如何，我至今都不敢对自己下结论。因为我懂得，思想的内容是很容易改变的，但思维的模式却极难改变。

当年政治运动的时候，很多年轻学生以为自己经过暴风骤雨的洗礼，已经成长为一个脱胎换骨的革命青年，可以毫不犹豫地打倒踢烂一切“四旧”，但他们看问题做事情的方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形容，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封建帝王的孝子贤孙”。

放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其实也一样，我见过太多的人，无时无刻不把“民主”、“自由”挂在嘴上，但他们自己一举手一投足间，总是掩不住那股强烈的缺乏开放包容精神的专断的腐朽气息。

04

好在我现在终于可以谨慎地希冀：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这种病症有可能将不治而愈。

有很大的可能，我朋友的女儿未来将不再会以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思维模式看待世界，在她眼里，所谓“德国”，也许就是她的一群德国朋友留给她的一堆零碎（但丰富）印象。

▲2020年9月20日，《牛津笔记》作者张力奋在杭州单向空间进行读者交流活动。供图/魏英杰

当然，她肯定会听说过一些发生于德国的著名历史事件及著名的德国人，比如纳粹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如马丁•路德、卡尔•马克思、阿道夫•希特勒……但她决不会费力地用这些人和事去拼凑一个概念化的德意志整体国族形象。因为她的那些德国朋友里，没有人打算献身宗教改革、号召阶级革命或者宣扬种族灭绝，他们不过是些与她一起嘻哈吵闹着吃中国菜、弹吉他或者谈情说爱的年轻人。

我朋友的女儿这一代也许活得不如我们那么“深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心灵里的那片天空里将不再像我们那么阴郁和扭曲，那里有更多透明和阳光。

她在与她的外国大姐姐交流时也不再需要“翻译”——语言的和思维的翻译，自然也就不再会有那么多的误读。

05

不过，今天依然还是我们的时代，还没有到他们的时代。那个时代也未必是命定会到来的，仍需要巨大的努力和机缘。而且，现在看起来，我们面前的风险越来越大，而不是越来越顺利。

自从郭嵩焘、曾纪泽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睁眼看世界”一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是首要问题的话。从我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解读来看，我认为100多年来我们走过的许多弯路，与我们总是没有能够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有莫大的关系。而要看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我们首先要有正确地看待世界的方式。你不能指望从一面哈哈镜里看到真实的世界。

▲2020年9月20日，《牛津笔记》作者张力奋（右）与特约编辑陈季冰（左）在杭州单向空间进行读者交流活动。供图/魏英杰

我觉得，张力奋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高明的“睁眼看世界”的方法论。跟随着作者看似散漫琐碎的脚步，你看到了许多以前视而不见的细节，它们中无不传递出我们社会所缺乏和急需的那些品质，例如英国人的专业和人文精神、对传统和先人的敬畏之心……

今天，历史不长的英国像是个老古董，而历史比英国悠久得多的中国倒像是个初生牛犊。在这种仿佛错位的互视和对比中，《牛津笔记》给我们打开了一片意想不到的洞天。

张力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留校任教。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学博士。曾任英国《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副主编、FT 中文网创刊总编辑、《 FT 睿》杂志创刊总编辑、英国广播公司资深记者、新闻主编。曾获亚洲新闻奖等国际奖项。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等校访问学者、客座教授。著有《世纪末的流浪》（合著）、《黑白灰》、《历史的底稿》、《中国领导力》（合编）等。